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黄河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深远。一方面，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可以从文明诞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养成，再到“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三个方面来看待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个主流范式是：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以聚落形态的演进标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国文明起源路径可以概括为“聚落形态的三个演进”，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万邦”形态。中国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其多元性可概括为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就黄河流域而言，在其上中下游都发现了作为上述三个阶段三种形态聚落的考古遗址，为我们展现出一部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显现出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
　　五帝时代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禹是由五帝时代邦国文明向夏朝过渡型人物。其中，黄帝时期是迈向文明社会和国家的转型期；颛顼和帝喾、尧舜以及禹的前期，属于史称“万邦”的邦国文明形态。当时黄河中游和下游的格局是：一方面邦国林立，另一方面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尧舜禹族邦联盟。这样的联盟使得黄河流域在多元文明基础上又出现一个以联盟盟主所在地为核心的政治中心，这一政治中心构成一种霸权，成为夏王朝的前身。中原地区这个四方族群汇集之地，促成了民族融合，也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夏王朝。
　　始自夏王朝的中原正统观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它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在对夏商王都的历史地理考据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迁都情况，但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区，所以中原正统观经夏商西周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一统。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与尧舜禹时代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与秦汉以后郡县制机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观念，是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性要素之一，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费孝通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自觉”阶段。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构有对应关系。中国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的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与从秦汉开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的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因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作者：王震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